摘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在他的著作《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里提到了弗雷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2]的一篇论文中曾将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我想,是否也存在天真的摄影师和感伤的摄影师呢?
     

                             自序

                
       在我初学摄影的时候,从没想到摄影竟会如此复杂。
 
       当很多人说,摄影其实很简单,无非只是按一下快门而已,面对这种说法我总有些疑虑。如果摄影不具备一些吸引人的复杂性,那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热爱着它?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载体像一个可以变幻出不同风格餐点的餐桌,竟然完美地满足了各类人群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要弄清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所在,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想讲述一个我自己的影像故事,我家在一进门的鞋柜上放了一张我爸爸的照片,那张照片装裱在一个与门铃连接的装饰相框里,相册的旁边还有一个钟表。当有人按门铃的时候,相册和钟表就会一同发出五彩的光,就算你听不见门铃,在视觉上你也能用余光知道有人敲门了。照片拍摄于我爸年轻的时候,用了当时最流行的染色技术,结合装置散发出的五彩光芒让这张照片仿佛一张圣像,有一些诡异,但又很吸引人。在我小的时候,总因为莫名其妙的一些原因和我爸争吵,父女之间常有的误解让我对他有着很深的偏见。于是,这张照片常常让我非常愤怒,照片像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把守着这个家的一切规章制度,而我只能乖乖的服从,我质疑照片中这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所拥有的力量。有一次,我偷偷把爸爸的照片换成了我自己的照片,以示弱者的反抗。
 
       但很快我的这个小阴谋就破产了,我爸的这张照片很快回归,带着胜利者的五彩光芒继续守在门口。2009年,我开始深入学习摄影,在这个过程里,一张照片开始退去了简单的外衣,我学会了用摄影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世界,我发现这张让我之前很不喜欢的照片却有了感人的一面。去年的一天,我鼓足勇气带着颇为理性的兴致重新审视这张父亲的照片,我发现照片中的男人其实非常年轻,他不超过20岁,陌生并且很瘦小,并不高明的染色技术让他流露着青春的滑稽感,照片旁边的钟表更像一个残忍的提醒,在嘀嗒嘀嗒的时光流逝中,我清醒地意识到此刻他已经50多岁了,常年饱受着糖尿病的困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张照片所建立起的权威其实并不存在,是我在年少之时投射到爸爸身上的一个有关自己的幻影。我终于懂得照片展现了父亲力量背后那最真实也最残酷的现实——多年摆放在这里的这张照片并非象征着权利,相反,是一个提醒,它提醒着我,在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面前,我还远远不够格。
 
       照片并没有改变,只是看照片的人变了。观看他者的照片却最终在照片里找到了自己,这就是我喜欢摄影的原因,我把这看成摄影复杂性的体现——因人而异的解读视角,并且总是流动的,没有对与错的简单标准。在这本书里所有提及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一些兴趣点,我曾在一些无关摄影的领域里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并最终发现它们竟然奇迹般与摄影有着隐秘的关联。文学看似与摄影截然不同,但我在很多小说里发现作家擅长描写角色们与摄影之间的奇妙旅程,文学的感性为解读摄影添加了诗意化的元素,叙事的语言代替了专业摄影评论的枯燥,让摄影的解读有了全新的可能。就在这本书截稿的时候,我还在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找到了一些描写摄影的段落,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长达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情故事,通过女主角费尔明娜・达萨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就彰显出了全书的中心意图。摄影往往比文学更加简练,它们被作家有意埋藏在故事中,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提示给读者,这种摄影的隐喻性帮助文学制造出了一种可贵的玄机。除了文学之外,科学与摄影之间的关系也颇为趣味,在一段时间里,我迷恋上了一切有关阐述宇宙奥秘的纪录片,虽然我是一个科学的门外汉,但面对头顶这块星空时也一样有着不输于任何人的本能好奇,由哈勃望远镜所扑捉到的宇宙影像散发着无尽的魔力,博大最终回归于渺小,从这些宇宙的照片里你依旧可以看到自己。
 
       当我心中有摄影的时候,我发现处处都是一张定格的照片,整个世界都是一本大的相册。里面贴满了看似与我无关但却始终与我息息相关的影像。在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节谈到名人们的肖像照,其实写作这章的初衷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些照片。我有一些看起来非常可笑的自拍照片,拍的一点也不像我本人,照片呈现出的是一个被修图软件过分篡改过的人,但虚荣心却让我坦然忽视自己与这个陌生形象的差距。名人照片就是这样一类照片,失真在这类照片中是一种惯有的现象,从这些名人身上能体现出民众有多么渴望逃离现实,哪怕是让他人帮助自己制造一个幻觉都在所不辞。通过看这些名人的传记,让我对他们的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传记中往往夹带着许多他们的照片,顺序和大部分家庭的相册顺序如出一辙,第一张都是年代最久远的,之后慢慢人物变得成熟立体,他们伟大的事迹与他们的面貌开始交相呼应,五官流露出非凡的气质,使得他们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了质的区别。观看他人成长的照片与观看自己的照片非常不一样,但我的确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诸多年少时的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相信这个伟大的摄影家所带给我的价值不光是摄影美学上的昭示,而是从他对自己命运的演绎中让我找到了值得敬仰的范本——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天真与自信的创作状态,这对于一个追寻艺术的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在他的著作《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里提到了弗雷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2]的一篇论文中曾将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我想,是否也存在天真的摄影师和感伤的摄影师呢?天真的摄影师认为摄影不过是一段妙趣横生的时空截取,他们时刻做好准备等待大自然的昭示,一张好照片的获得在于冥冥之中的性情率真,摄影师根本无需为之多想什么。而感伤的摄影师则往往内心坎坷不安,他们像个思想家一样乐于花时间来辨析有关摄影的诸多原则性命题,关注应该用何种方法和技巧来表达创作主题,感伤——又叫反思性的摄影师往往喜欢提出问题,他们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他们会考虑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3]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让我想起了自己身上的变化,最一开始接触摄影时的天真简单在不经意的某一天的某一刻离我而去,再也找不回来了,当拿起相机开始感到沉重时,我想到了布列松的人生经历,他在96年的时间里都保持着孩童般稚拙的创作激情从一而终,他是怎么做到的?布列松是摄影爱好者们进入摄影之门时常常谈起的大师,可却在专业深入学习摄影后被人们莫名的淡忘了。于是,我在书里专门通过摄影爱好者的故事来讲述时间其实并不会带走摄影,漫长而富有成效的坚持反而带来了摄影的本质。摄影爱好者们大都无意识地延续了快乐单纯的摄影法则,他们带着虔诚之心保持着低姿态做好随时与摄影不期而遇的准备,像一个等待感召的圣徒,而不是斗士。在学习摄影的过程里我曾与各式各样的人相识,他们职业各异,年龄差异也很大,地域、文化、民族更是很不一样,但他们都不约而同享受着摄影带给他们的激情。我曾认识一个80多岁才开始学习摄影的老人,为此他花了很大力气并且极度认真,通过学习摄影,他还学会了电脑操作和后期制图软件,一切对于这位老人而言都是全新的,他带着对摄影最简单的感情为自己创造了一次返老还童般的时间之旅。这种勇气和智慧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幸运,无论他拍的如何,这已是关乎摄影的行为。
 
        摄影影响了形形色色的人,人们在摄影里得到了不同的满足和需要。就犹如在开篇提到的,我们到底爱着摄影的什么?或许正是爱着摄影的包容和多元。没有人可以成为摄影的唯一权威,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来自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科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P.Feyrman)的亲身经历,他说自己有一个画家朋友曾拿着一朵漂亮的小花对他说:“看,这朵花多美啊,我,一个画家能看到这花儿有多美,可是你,一个科学家,什么都来分析一番,就把它弄的索然无味了。”之后费曼的反驳让人眼前一亮,他说:“尽管我的审美可能没有这位画家朋友那么精致,但一朵花的美我还是能够看到的,可我其实看到的美要比他多得多,我能用科学家的眼光想象到花朵其中的细胞,那些细胞也有一种美,不光在厘米的尺度上有美,在更小的尺度上也有美。”[4]费曼用类似小孩子般的幽默口吻道出了科学家也能和艺术家一样从一个事物中获得属于他自己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是非常独特的,它为艺术拓展了更多领域的魅力。摄影同样不是一类人的特权,从不同领域来解读摄影不但不会让摄影扭曲变形,相反会丰富摄影。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与摄影有关的故事,摄影在各个领域绽放,它绝不狭隘。
 
       通过摄影,人们得到了超越它的更多东西。在全书里我最喜欢澳大利亚探险摄影师弗兰克·赫尔利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看到故事背后人类的精神意志在极端条件下所散发出的英雄般的美。我常常问自己,假如我是弗兰克·赫尔利,在围困于南极冰川生命极度垂危和毫无救援希望的条件下,是否还有勇气和兴趣拿起手中的相机?弗兰克·赫尔利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并带着不可思议的纯粹为摄影添加了只存在于虚构小说中的,极致的人文价值,而他的作品和他所遭受的逆境相比又是如此的平静,毫无怨言的摄影画面中个人的情感被他抛弃了,他谦卑地选择将主角退让给那个让他痛不欲生,险些要了他性命的大自然。这并非是有关摄影的故事,只是恰巧一段生命的奇遇与摄影有关,弗兰克·赫尔利的照片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世间万物各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摄影,如果你能将自己看的微小一点,那么你就能看到摄影的伟大。
 
        从原点出发,再回过到原点。有的时候过多的思考是无意义的,它只能算是学习的过程,不是终点。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拍照,这个黑色的,冷冰冰的家伙曾让喜欢它的人们尝到了无尽的苦头,曝光总不正确,构图总不完美,控制总是失衡,拍摄效果总不尽如人意……认识摄影的道路上大部分是迷失而非惊艳,但很少有人就因此而放弃摄影,我把这看成喜剧的魔力。喜剧,并非是惹人哈哈大笑的粗浅定义,任何怀抱希望并不求回报的倾注之力,任何积极正面并影响他人的感染力,任何天真浪漫的创作热情都本分地诠释了“喜剧”的内涵。摄影就是一出光的喜剧,它是人们仰望星空的求知欲望;是刨根问底试图解开登月之谜的执著之心;是玛丽莲·梦露脸上无意识流露出的一个自我叹息;是尼采在弥留之际展现出有别于上帝的人性回归;是那个叫杰米·利文斯通的摄影师用生命构建出的一面贴满宝丽莱业余作品的展览墙;是《廊桥遗梦》里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存活下去的全部意义;是乔治·伊士曼为了发明干版摄影术在自家厨房里无数次的失败实验;是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勒索普自拍照片中那个骷髅头手杖背后虚焦却真实存在的平静面庞……从这些人的故事里我找到了摄影,它们诠释出了摄影所散播出的正面力量,正是受到了这些人和事的影响,让我最终在爸爸那张年轻时的照片里获得了具体影像以外更为打动我的价值。
 
       美国华裔司法科学家李昌钰博士曾提到他打高尔夫球的经历,他觉得打高尔夫球对他搜查犯罪现场非常有帮助,因为每次打出去的球都会跑到树林里,而树林就像一个犯罪现场,当每次去寻找丢失的两个球时,他总能找出六个。于是,他提出了犯罪现场调查员工作的核心原则:你必须具备更积极的态度,不要只到沙坑里去找高尔夫球,而应该到树林里去寻找。我很喜欢这个无关摄影的提醒,而这,正是本书试图做的事情,远离沙坑,努力呈现一片看似与摄影无关的树林,希望你能在那里找到曾经遗失的高尔夫球。
 
                         ——完——

 本文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光的喜剧》一书自序

[1]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我的名字叫红》《新人生》等
[2]弗雷德里希·席勒(1759年-1805年),18世纪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被认为是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代表作有《阴谋与爱情》等
[3] 摘自《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p14-15,[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著,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4] 摘自《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美] 理查德·费曼/著,李绍明、李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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